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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末木文美士

在日本，佛教与神祇信仰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有时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人们将这种状态称为“神佛习合”。

“神佛习合”的说法十分暧昧，常常被人误解，其实，它并非指佛教与神道两种宗教的混合。本土的神祇信仰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有时指个别神佛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形态。

日光东照宫，神道教的鸟居与佛教的五重塔同时存在

（1）神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有必要对它进行救济。

（2）神保护佛教。

（3）在佛教的影响下，新的神出现了。

（4）实际上，神是佛为了救济众生而改变身姿出现的。

在这些看法当中，（1）与（2）从奈良时代就已经出现，（3）和（4）是进入平安时代之后才形成的。最近，人们明确指出，这些关于神佛关系的思维其实源自中国，并非日本独有的思维。日本的神佛关系是在运用中国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佛教传入之后，日本的诸神受到佛教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此前的日本诸神的情况其实并不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神佛习合”才是日本宗教最“古层”的形态。

第一种形态最初源于将日本的神置于佛教的“天”的范畴之中。天是印度诸神的世界，它在六道之中，不断轮回，未能达到解脱的地步。六道是指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和天，天处于其中最高的地位。日本的神也同样被认为未能从六道轮回的苦难之中解脱出来，人们认为，只有通过佛教中的供养才能够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人们将这种情况称为“神身离脱”。因此，人们在神社的旁边修建神宫寺，在寺中人们从事读经等供奉的行为。

早期的例子有《藤原家传》中的记载：灵龟时代(～)，藤原武智麻吕受到神讬，在越前比古神宫修建了神宫寺。此外还有《日本逸记》中引用《日本后纪》的例子，在天长六年()三月十六日的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养老年间(～)在若狭修建比古神宫寺。根据第一个例子的记载，神出现在武智麻吕的梦里，并告诉他：

“请为我建造一座寺院，以了却我的心愿。我由于宿业长期成为神，现在要皈依佛道，修行福业，但并没有因缘。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一点的。”

于是，武智麻吕为神修建了神宫寺。

有人指出，像这样通过佛教拯救困难中的神的形态早在中国就已经出现。出生于安息国的安世高是一位僧人，他在东汉时期曾翻译过佛教经典。《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中记载的安世高传令人兴趣盎然。安世高前往庐山时，受到湖神的请求，进入一个庙里，湖神对他说：

“从前，我在印度与你一道出家修行，但抑制不住自己易怒的脾气，变成神。这样下去，我死后将要堕入地狱，所以我要向你布施绢等物品，请你为我修建一座塔。”

然后，湖神现出蛇的身姿，一命呜呼。安世高用其布施为湖神建了一座塔后，湖神转生成为一个少年，出现在安世高的面前。像这样的故事，在《高僧传》等典籍中还有许多。

东大寺大佛

通过这个传说故事，我们了解到，以佛教的力量拯救在轮回的世界里痛苦不堪的神的思维与日本神宫寺极其相似。换句话说，日本有关神宫寺的想法可能受中国神佛的影响。神宫寺出现于8世纪前半叶，正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编撰时间相近。如果说道慈等人将前沿的中国佛教的思维带入其中，通过转换形态以适用于日本的状况的话，那么，可以说“神佛习合”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

无论对佛教一方来说，还是对神祇信仰者一方来说，这种结构都是为了投其所好。从佛教一方来说，通过将传统的神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佛教可以扩展自己的势力；从神祇信仰者一方来说，通过接受佛教的保护，神祇信仰者可以达到确立自己地位的目的。两者的利害关系相一致，尽管它们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得以结构化，它们互相认可各自的存在。因此，绝不能认为，本土的信仰为佛教所吸纳之后体无完肤。也就是说，神得以解脱之后并没有成为佛。

第二种形态被称为护法神。这也是佛教中在给印度的神定位时使用的方法。吠陀之后的印度的诸神被定位于佛教的世界观之中，成为保护佛教的神。最具代表性的神就是帝释天和梵天。帝释天是吠陀的雷神因陀罗，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具有英雄神的性格，在佛教中，他被当作须弥山的最高峰忉利天的主人。梵天是将印度的宇宙原理——梵——人格化后出现的神，在佛教中，他被当作色界的天。释迦牟尼悟道之后，进入涅槃之时，恳请释迦牟尼为民众说教的就是梵天。

这种印度诸神的观念适用于日本。在修建东大寺大佛的时候，九州的宇佐八幡为援助这个伟大的工程来到都城。这个传说就是最早利用上述结构的例子。我们并不清楚宇佐八幡这个人的情况，一般认为，他在北九州地区颇具势力，还有人说他是应神天皇的神灵。与天照大神呈对比的是，宇佐八幡是与佛教的关系十分显著的一位神，正如人们所说的“僧形八幡”那样，在被保存下来的图像或雕刻中，他被描绘成佛教式的模样。此外，他还从朝廷那里接受了“大菩萨”的尊号。后来他成为源氏的守护神，为武士所尊崇。

僧形八幡神

此时，从佛教一方来看，通过接受本土神的援助，建造佛像时就不会出现来自日本社会的抵触，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另外，从神的一方来看，通过借助与中央权力相结合的佛教的力量，神可以拓展自己的势力。由于双方利害关系一致而取得成功。如此一来，神不仅可以游幸(游行)，而且还可以随着附体的移动，转移到其他地方。强有力的神受到各地的劝请，扩展他的势力。此外，宇佐八幡与应神天皇的神灵结合并不仅仅是与佛的结合，他还可能与其他的神相结合。有时人们将它称为“神神习合”。

其他的与佛教相结合的著名的神有稻荷。他本来是与食物和农业相关的神，后来他出现于空海的面前，向空海表示他要守护东寺。稻荷还与通过佛教进入日本的印度神茶枳尼天相结合，使得他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

第三种形态的典型出现在平安时代初期的御灵信仰中。因政治阴谋而受迫害致死的人的灵魂带来各式各样的灾害，为了镇住这个灵魂，人们将他当作神而加以祭祀。这就是所谓的怨灵。平安时代初期，政治极不稳定，许多人因阴谋、奸计而丧失性命。此后，瘟疫流行等各种厄难不断，于是贞观五年()，人们在都城的神泉苑祭祀早良亲王等六人，据说这是最早的御灵祭祀。御灵被赋予密教中明王身上所拥有的怒神的性格，为了镇住御灵，人们采用了密教的仪礼。

具有御灵神性格的神的典型是天满天神——他是为了祭祀菅原道真(～)的灵魂而出现的。菅原道真曾任右大臣，是顶级的文人政治家，昌泰四年()他被左迁到大宰府。其死后，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及瘟疫、雷击等灾害持续不断，人们认为这是菅原道真的御灵所为，因而人们开始祭祀他的灵魂。这就是北野天满宫。通过祭祀，他的御灵成为守护国家的善神，受到人们广泛的信奉。现在，由于菅原道真生前是一个文人，因而他被当作学问之神而受到考生们的信奉。

被神格化的菅原道成为了“天满天神”（明治时代，小林永濯作）

著名的祇园社(即现在的八坂神社)也混杂着神道、佛教及阴阳道的信仰，这里祭祀着给人们带来厄难的阴阳道系统的神牛头天王，目的是为了避免灾祸。衹园祭十分著名，人们举行祗园祭的目的在于祛除夏天暑气所带来的病灾，人们拉着彩车或山形彩车，如同神附在车上，带着神游行。人们心满意足地游行完之后，病灾就会被祛除。

此外，佛教传入后，日本产生了许多新的神，尤其是修验道的发展赋予新神的诞生以巨大的动力。例如，据说藏王权现就是役行者在吉野金峰山获得感悟之后而产生的神。他延续了明王的系统，呈愤怒状，一只脚拾起，给人以跃动感。

藏王权现，吉美博物馆藏

第四种形态被称为本地垂迹。“本”和“迹”的概念早在中国的六朝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尤其是在天台教学的影响下广泛传播。在天台，《法华经》成为最重要的经典，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叫迹门，后半部分叫本门。人们认为，在印度出生、80岁时去世的历史上的佛陀只是假借了本门中讲述的永远的佛陀的形象(迹)，并被运用在佛与日本神的关系方面，日本人认为，佛是本来的形象，即本地；神是佛假借的形象，即垂迹。平安时代末期，每个具体的神的本地被规定了下来，如日吉的本地是释迦牟尼，伊势的本地是大日等。当然，仅仅依靠天台的学说对此是无法加以说明的，密教的思维——比如说，佛是借用了明王形象的“教令轮身”的思维——应该也渗入了其中。

此外，在中国，很久之前“老子化胡”说就已经出现。这个说法认为，老子为了教化印度人，前往印度，化身为释迦牟尼。这是为了对抗佛教，中国人提出的说法。与此相反，佛教方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即佛陀为了教化中国人，派遣了三个菩萨前往中国，化身为孔子、颜回(孔子的大弟子)和老子。在日本的本地垂迹形成的过程中，上述说法的影响非常大。

“神佛习合”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发展起来。基本上来说，无论哪个形态都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即佛教一方从理论上加以引导，并将日本的神纳入其统治之下。但是，日本的神并没有因此受到佛教的毁灭。神位于佛的统治之下，尽管发生了变化，却没有完全与佛混合，形成一体。在“神佛习合”的时代，正如伊势和宫中的仪式那样，从所谓的神佛隔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有意识地排除佛教因素。由是，神衹信仰一方面与佛教进行交流，同时又逐渐地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很快它就适应日本环境的宗教形态，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日本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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