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看到我的与众不同：一个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教育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塔拉韦斯特弗《福布斯杂志》访谈

我只有七岁，但我懂得相比其他任何事，最令我们家与众不同的是这个事实：我们不去上学。

我被山间的节律养育，在这节律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周而复始的转变。太阳每天清晨照常升起，扫过山谷，最后坠入山峰后面。冬天落下的雪总是在春天融化。我们的生活在轮回——四季轮回，昼夜轮回——在永恒的变换中轮回，每完成一次轮回，就意味着一切未有任何改变。我曾相信我们一家是这不朽模式中的一部分，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会永生。但永生只属于大山。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果我离开这座山，如果我漂洋过海，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地面，再也无法在地平线上搜寻那位公主时，我该怎么办。他从未告诉过我如何知道，我该回家了。

当我拿到第一份证明我是个人的法律证据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权利被人剥夺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还需要证明。

山上的生活给人一种至高无上之感，一种遗世独立，甚至统治之感。在那广阔的空间里，你可以孤身一人几小时畅行无阻，漂浮在松林、灌木和岩石的海洋。那是无边无际的静谧，使人沉静，在它的广袤面前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吉恩在这种高山的催眠中长大。一切人类闹剧都仿佛安静下来。

我很难相信照片上那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是我父亲。他在我印象中是个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整日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忙于囤积粮食和弹药。

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偏执狂和原教旨主义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们如何把我在乎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只留下学位和证书——一种体面的虚空。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前也曾发生。母女分离再度重演。磁带在循环播放。

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山，很是想念，渴望看见群山中印第安公主蚀刻在松林间的身影。我瞥了一眼亚利桑那州空荡荡的天空，希望看到她黑色的身影从大地上隆起，宣示她对半边天空的主权。但她不在那里。我不仅想念她的身影，更想念她的爱抚——每天早上她遣风穿过峡谷吹拂我的头发。亚利桑那州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接一阵的热浪。

而我，我从不把那次车祸归咎于任何人，尤其是泰勒。那只是众多事件之一。十年后我的理解会发生转变，我沉重地步入成年，那之后，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我和我的那些哥哥们一样吵闹，但和泰勒在一起时，我变了。也许是音乐的魅力，也许是他的魅力。不知为何，他让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自己。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想起爸爸曾说过，外婆能把地毯保持得这么白，只是因为外公从没真正干过活。“我的手可能很脏，”爸爸说着，朝我挤挤眼，露出他黑黑的指甲，“但这可是诚实的污垢。”

我从一个铁罐后面跳出来，汽车正沿土路隆隆行驶。泰勒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抱住了我——不是像大人拥抱孩子那样蹲下来，而是另一种拥抱：我们俩都站着，他把我拉过去，脸贴近我的脸。他说他会想我，然后松开我，钻进汽车，飞快地开下山，上了高速公路。我看着尘土落完。

之后泰勒极少回家。他在敌方阵线上为自己开创了新生活，很少回到我们这边。五年后我十五岁，就在我对他几乎没了记忆时，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突然闯入我的生活。那时我们俩成了陌生人。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他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不了解。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

好奇的种子已经播下，只需时间和厌倦让它成长。有时，当我拆下散热器上的铜，或将第五百块钢扔进分类箱时，我会发觉自己在想象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在废料场度过沉闷的每一个小时，我的兴趣愈发强烈，直到有一天，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我应该去上学。

回首往事，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我学着弃我而去的那个哥哥的样子，在借来的书桌前枯坐，努力而仔细地研读一条条摩门教教义。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身旁的那个人就是肖恩，我看着他，但看不透他。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在那极其暴力又富有同情心的行为背后，我到底召唤出了什么生物——但我想我看到了父亲，或者我所希望的父亲的样子，一位我渴望已久的守护者，一名想象出来的斗士，一个不会把我扔进暴风雪中的人，一个当我受了伤，能让我重新变得完整的人。

他松开了我的手腕，我倒在地上。我听见他的脚步声穿过了门厅。我站起身来，悄悄地锁上卫生间的门，然后盯着镜子里那个紧握手腕的女孩。她两眼无神，泪珠从脸颊上滑落。我恨她的软弱，恨她有一颗易碎的心。他能伤害她，任何人都能那样伤害她，这不可原谅。

这一刻定义了我对那一晚的记忆，以及之后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类似的夜晚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然后我才能坦诚地告诉自己，这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我不明白我的这种正确是多么病态，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掏空了自己。尽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后果所困扰，但我误解了最重要的事实：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

我努力看向他，寻找他脸上属于我哥哥的那一副面孔，但是他把我的头推向地面，我摔倒了。我挣扎着爬起来。厨房在旋转；我眼前飘着奇怪的粉色和黄色斑点。母亲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抽泣。“我看透你的本质了，”肖恩说着，眼神狂乱，“你假装圣洁虔诚，但我看透了你。我看见你像个妓女似的和查尔斯鬼混。”

泰勒告诉我，我让他想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之一。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可以相信自己：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先知们具有的东西，它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动摇的价值。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又是谁的意志呢？

但是我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倒退回过去。我已经搬回家来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间，回到我过去的生活。如果我再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来就穿上钢头靴跋涉至废料场，那就好像过去的四个月什么都不曾发生，仿佛我从未离开。

只有通过“扮演”他人的方式，才能让“我”内心的羞耻感和抗拒感被压下。这在迈出尝试脚步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内心的不安全感并没有消散。

第一次，我没有舌头打结。我想起了香农，想起她在教堂与人交谈的样子，想起她友好的欢声笑语，以及她微笑和开怀大笑的样子。就当自己是香农吧，我想。接下来的五分钟，我成了香农。

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

“不想让你的男朋友看到你这么光彩照人吗？”他笑着用手指戳我。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你一直假装自己是别人，是比你更好的人。但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多年来，我和父亲一直冲突不断，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意志的较量。我以为我已经接受这一点，接受了我们那样的关系。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多么期望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冲突，多么坚信将来我们会成为一对和平相处的父女。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很迷人，有三块嵌板，镶着仿橡木边框。我在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期、成年之后，凝视的都是这同一面镜子。身后的马桶还是肖恩将我的头按进去的那个，他曾在那里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认自己是个妓女。

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

奥黛丽告诉爸爸，她早就接受了赎罪的力量，并且已经原谅了哥哥。她说是我煽动了她，又燃起了她的怒火。是我背叛了她，因为我不再信仰上帝，而是将自己交给恐惧——那是撒旦的领地。她说，我很危险，因为我被恐惧所控制，受控于恐惧之父路西法。

我知道，作为一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竟被允许去那样的地方读书，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已开始思考教育让我付出的代价，开始对它心生怨恨。

他们谋划如何让我重新皈依，我则考虑如何顺从他们。我准备屈服，即使这意味着驱魔。一个奇迹会有用：如果我能够上演一场令人信服的重生，我就能从去年说过和做过的一切中解脱出来。我可以收回一切——把一切都归咎到路西法身上，洗心革面。我想象自己将多么受人尊敬，就像一只刚刚被洗净的器皿。我将多么惹人喜爱。我只需将我的记忆换成他们的记忆，就可以拥有家人。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现在想来，我意识到除了理查德和泰勒，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依赖着我父母。我的家人从中间一分两半——三个离开了大山，四个留了下来。三个获得博士学位，四个没有高中文凭。裂痕已经出现，而且越来越深。

小时候，我等待思想成熟，等待经验积累，等待抉择坚定，等待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样子。那个人，或者那个化身，曾经有所归属。我属于那座山，是那座山塑造了我。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思考，我的起点是否就是我的终点——一个人初具的雏形是否就是他唯一真实的样貌。

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冤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

在那一刻之前，她一直在那里。无论我看上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的教育如何辉煌，我的外表如何改变——我仍然是她。我充其量不过是内心分裂的两个人。她在里面，每当我跨进父亲家的门槛，她就出现。那天晚上我召唤她，她没有回应。她离我而去，封存在了镜子里。在那一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都不再是她会做的决定。它们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