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犯下累累罪行，随军记者见证了诸多日军兽行，既无法制止这种野蛮行径，又不能报道这些残暴行为，否则要被处分，非但如此，为鼓动和欺骗日本百姓，还要专门写“皇军之勇战”的情况。在战后的东京审判时，随军记者铃木被传到东京审判法庭，作为“南京斩百人竞赛”的证人。

“目击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击过屠杀。因经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串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中略)。最后，我要对正视事实、真觉悟了的、有勇气承认‘我屠杀’的人们表示敬意。”

连新闻记者的心里都是如此，所以，一般的土兵不把中国士兵，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关日军在南京屠杀俘虏一事，铃木记者这样记录的：

“在城内扫荡了残敌。抓住军官和士官学校出身的家伙就把他们绑在柳树上作为靶子，一边教新兵射击和刺杀方法，一边杀掉。日军将校级和下级军官，砍杀那些跪在尸坑前的俘虏。我嘛，因为是第二年的兵，所以用刺刀捅。这种事在城内持续了十来天。当然是奉命干的。”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到的俘虏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一种像杀Zhu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架在左右两个山包上嗒嗒扫射。“

谈话中士兵们说出了“因命令”这句话，这似乎是顶上司、小队长、中队长们的罪责。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日军中，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

南京入城仪式中，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就日军在刚攻入南京时的野蛮行径，流着泪做了训辞(也就是说，日军所犯下的暴行已达到令世人发指的程度，在此状下，最高司令官迫不得已做了训示)。采访当时情景的松本重治谈到了司令官的感慨(《上海时代》下卷)。然而，师团长们对那篇训示都嗤之以鼻(花山信胜：《发现和平》)。

年5月，松本就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与当时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后为兵务局长，少将)进行了交谈。

既然杀人都毫不在意，掠夺更是家常便了。被侵略地方的东西都是侵略者的“战利品”。兵们从百姓家中暴掠粮食和金钱，而军队有些上层人物则像纳粹一样，把欧洲的名画作为战利品，把中国的文化瑰宝盗往日本。

陆军在郊外建飞机场时，铲掉了一座鬼火闪闪的古坟，可谁能想到这座古坟是著名的唐三藏法师之墓。

琦玉县岩清市有座慈恩寺。因它同西安那座与三藏法师缘由颇深的慈恩寺同名，就把舍利收藏到那里了。由于舍利是擅自拿走的，战后中国方面有权于以索还，后由佛教界有关人士将它送往台湾了。送归台湾时，分下一部分舍利，供在为它建造的石塔中，以此来祭祀分骨的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因孙悟空的神话传说而扬名于世，他的舍利，在藏入慈恩寺以前，一部分失骨装入瓶中悄悄地带走了。拿走的人是水野梅晓，他在北京和南京都很有名，被称为“大陆浪人”。他把这些舍利和中国的文献等带回到日本的自己家中。后来由于空袭紧张，他把这些东西疏散到位于琦玉县饭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栗村字鸟居的平治弥太郎府中。平治那时是饭能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因地方银行合并，又成为崎玉银行的总经理。

水野梅晓死后，舍利和文献都收藏在平沼府上的一间屋中，战后，我陪五岛庆太去平沼府，他请我们看了舍利和文献。10张塌塌米(日本人家里铺在地板上的稻草垫)大小的室内展开了满满一屋的贵重书籍。据说这一件件都是宋、唐的书。这些文献收藏在模仿正仓院建造的建筑物内，玄奘法师的舍利祭祀在白云山后山中的祠堂里。

残暴的侵华日军，杀我无辜同胞、劫掠财物、抢我文化瑰宝……种种罪行罄竹难书，记录历史，传承记忆，奋发图强，不让悲剧重演！欢迎评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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