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首席人物观，作者

尹磊，编辑

江岳

郭德纲的天灵盖上有个桃心，侧面看，像一片浸了水的大树叶，结结实实扒在两鬓和后脑的头皮上。这样一个画面，于谦在舞台上观看了20年，每当那层头皮被剃净到了极致，就好像他家马场的汗血宝马一样，发出纯正的光泽。

那是一种血脉喷张的光泽。

舞台下面，于谦对生活有多种理想的期待——坐在马场边，一边喝茶一边看汗血吃饭是其中一种，或者看奶牛反刍，甚至看任何动物吃东西都行，但这不包括看郭德纲吃饭。

郭德纲私底下几乎不和外人吃饭，这个“外人”涵盖他的宅邸以外的任何人。于谦也不爱叫他。

郭德纲生活中的孤僻不算新闻，他和于谦两人共处一室，一整天可以没有半句言语，俨然一副婚后50年激情褪去的模样。郭德纲的独孤是他自己的，于谦不是他的灵魂伴侣——于谦有酒肉朋友和60亩的马场，他玩得风生水起，为玩儿做代言，很多人甚至以为他只知道玩。但显然，他在喝醉之前，不会跟你和盘托出。

“和平年代”

年的空档期十分长久，疫情拖延了德云社的演出节奏。

以往，每年年底的封箱和次年年初的开箱——两场大型演出，代表着德云社一年演出的起止点。而今年的开箱推迟了10个月，从2月改到12月，横跨两个冬季。

除了开箱，12月对德云社来说还有两件大事，一个是郭德纲和于谦的20周年献演，一个是“龙”字科的招生。每一件都是大事，让12月突然变得紧凑。

德云社沉浸在“和平年代”里，仇家和逆子成为往事，大力搞发展成为共识。所有一线演员刚刚完成综艺的洗礼，在社交媒体上拉高了数据。于谦的老婆也终于走到荧幕前，在真人秀中彻彻底底地曝光。

除了疫情，再没有什么燃眉之急。

德云社有了更多的“角儿”，郭德纲的家族和他的爱徒，让每个园子稳定有序。于谦认了郭德纲所有的徒弟当干儿子，虽然里头绝大多数人，和他没有什么有效契约和血脉联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于谦对利益分配的态度，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德云社的一个相声演员，仅此而已。这个认知让郭德纲和于谦的关系变得简单。这是于谦的公开表态，是两人关系的基础，玩儿是他的一切，他对任何人没有威胁。

但这种关系，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曹云金就是一个极端反例，并因此被冠以“欺师灭祖手段卑劣”的骂名。

年，在郭德纲和于谦的10周年之际，曹云金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对利益分配的不满，他“大闹”郭德纲生日宴。关于当时现场的情形，曹云金和德云社演员的描述，虽然情节相似，但立场上泾渭分明。唯一确凿的，是当天他彻底激怒了郭德纲。

郭德纲后来在微博上回忆：“那一年过生日，在德云社三里屯小剧场。楼下热闹了一场，楼上又应观众之邀唱了个（未央宫）。那几十句唱词，心头一直在喷血……”一出《未央宫斩韩信》，郭德纲唱得痛心入骨。

那一年的德云社，诸事不顺，面临着由内至外的打击。李菁、何云伟、曹云金出走；与北京电视台的关系破裂；剧场关停；相关出版物下架。德云社陷入“八月危机”。

“我要测人心。”郭德纲对人性充满猜疑。

德云社宣布内部整改，他召集徒弟开会——能留的就留下，不能留的就走。有人立场坚定地向师父表露决心：“我们永远团结在郭德纲周围”。

对内，郭德纲和徒弟们约定了新的关系。一纸合约，成为了师徒关系以外的另一重契约，5年或者10年的演艺合约，以法律约束，德云社由家族生意转变为企业化管理；对外，他也采取了激烈抵抗。他宣称，要为被指控殴打北京台记者的李鹤彪，置办“智斗歹徒民族英雄相声专场”，他和北京电视台的关系，自此彻底决裂。

9月12日，德云社剧场恢复营业，郭德纲带了所有演员上台表演。这一天，从此被定为“钢丝节”。台上大合唱“发四喜”和“百人图”，台下爆发出团结一致的掌声，凝聚力空前。

现在的德云社，人才辈出，已经没有了10年前的平庸。

只是，当时浩荡的阵容当中，要么是青涩的后生，要么是衰老的叔伯。曹云金与何云伟的离去，让舞台上的能量密度变得平均。

郭德纲、于谦两边分立着高峰和栾云平，分别是德云社的总教习和大管家，高峰老成持重，统管德云传习社的育才大业；栾云平讲段子容易让人犯困，但性格耿直，分得清公私，负责演员演出排期。郭德纲对二人委以重任，随后的十年，到哪都不忘对他俩赞扬两句。

高峰身旁是师父的儿徒：烧饼、岳云鹏、孔云龙。那时候的烧饼因何、曹二人的出走，也与师父产生隔阂，短暂的退出和回归，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岳云鹏和孔云龙一同从“海碗居”迁徙到德云社，起初两人因性格迥异，渡过了截然不同的五年，随后岳云鹏逆天改命，这时候的他，离后来的命运仅仅一步之遥，两米开外的师父，即将用“金手指”将他点石成金。

如今在德云女孩梦中出现的张云雷，并没在现场，他正在家中渡过漫长的变声期；孟鹤堂、周九良此时还大器未成，也许在后台，也许在台上某个儿徒的身后。这些被郭德纲赐予“云、鹤、九、霄”之名的徒弟，顶着标准化的艺名，让他们难以区分。但在10年后，这些由数百人编制的门徒中，正是这些名字开始凸显，并被人记住，从而逐渐聚拢成德云社未来的累累硕果。

此时他们在郭德纲背后，仅仅是一个脑袋加一席大褂，郭班主携这群陌生的面孔，在“黑色八月”后荣归，他在舞台上的唱腔铿锵有力，美人尖剃得锋利如锥。于谦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侧身站姿，眼前是郭德纲头上光滑的头皮。郭德纲在谋划一场报复性的“江山社稷”；于谦在筹划着马场的商业运作，也是一番壮丽山河。

规矩

“我怎么让一个做保安的成为一个相声演员，这是有规律的。”岳云鹏成为郭德纲在年力捧的对象，他将这个捧红的过程进行格式化拆分，让“捧红”变得可控和有迹可循，而其中奥秘，只有郭德纲自己能掌握。

“你如果按照正道培养一个根红苗正的、浓眉大眼的相声艺术家，他成不了。要利用他的偏才，比如说他有些话说得好贱，这得用技巧来包装，让观众不以为‘贱’，甚至还觉得可爱。‘贱’和‘萌’之间差一步。”郭德纲说话，两三句就夹一个段子，但对岳云鹏的这段描述，他变得沉稳严肃：“从节目运作到演员包装再到平台选择，它是一系列工作。”

岳云鹏的成功，让郭德纲从何、曹出走中恢复了元气，同时他对岳云鹏的塑造，也让他被冠以了拥有“金手指”的男人。他想让谁红，谁就能红。

于谦说，相声的终极目标一个是得到行业的认可，一个是得到观众的认可。但在德云社，行业的认可，可以被师父的认可所替代。

郭德纲作为班主，他的“金手指”具有魔力。

多数人都信奉他的规矩与教条。他一方面通过公司合同制来管理学徒，另一方面又用传统班师制，进行道德和情感的约束。所有徒弟都要掂量一种权重，一个是父子般的情感，一个是个人利益。而岳云鹏的案例，某种意义上，大大加重了那种玄妙的亲情的砝码。

自从曹云金的风波之后，郭德纲所塑造的秩序一直有条不紊，这种秩序生效的前提是郭德纲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在徒弟们眼中，叫做规矩。

在徒弟们面前，郭德纲不怒自威，除了儿徒和当红的演员可以稍有“放肆”，大多数徒弟在和师父说话时，都得正襟危坐，不敢有一丝怠慢。这些对规矩的奉行，在郭德纲每一次商演中都能见其端倪，而在德云社近期的团综《德云斗笑社》上，这种严苛的师徒规矩，被完整放大。

传统的长幼有序，在真人秀当中，充分满足了当代人的窥探欲。

节目开场就陷入紧张气氛，房间里一张巨大的圆形餐桌，加上与这种场合天然相伴的传统礼仪，让一个冰冷物体呈现出只有人格才具备的威慑力。

徒弟们依次进场，选座位，这是唯一的考题。

典型的中国式生存哲学开始上演。中间的主宾位留给郭德纲和于谦，不由分说。然后向两边依次排开，一哥岳云鹏、总教习、大师兄、儿徒，按等级制度向外。徒弟们一个一个地数座位，坐立不安。

23岁的秦霄贤陷入了纠结，后期剪辑给他留出了足够长的时间展现他的思索，这是综艺节目的直觉，颜值就是正义。他也是德云社继张云雷之后，又一个具备偶像资质的新生代。进入德云社七年，拜师郭德纲一年，霄字科能和德云的顶流们一起参加综艺，这本身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权。尽管郭德纲经常说他的相声水平还差得太多，但他如今的演出，已经一票难求，德云女孩可以瞬间把他包围。

面对传统手艺和粉丝经济，郭德纲显出一副模棱两可的中立，秦霄贤和大圆桌，两种符号的撕扯，在郭德纲的原则中没有什么统一的逻辑。秦霄贤荣幸地获得与师父、于谦下馆子的殊荣，就他们三个人，对晚辈来说，是无比珍贵的机会，至少在德云社的价值体系里，这必须被视为机会难得。三个人默许了这种认知基础，秦霄贤为此忐忑，他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宝贵的时间。和两个老头能聊什么？

他们谈论了年轻所带来的多种可能，笨拙、草率、运气等等，年轻似乎一文不值。

图：《德云斗笑社》

相声界有句老话，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真人秀的节目里，台上台下的界限模糊，郭德纲一直有姨母般的微笑，但徒弟们却经常陷入紧张。就像你对一只小狗抬起手，如果它挨过揍，这个动作会让它条件反射地缩回脖子。

郭德纲的规矩，也架设出他的红线，尤其在相声表演中，这个红线一旦被人逾越，就是触犯大忌。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

于谦曾经突破了这条红线。在一次商演前，他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为了拖延时间，第一场的烧饼和曹鹤阳，从原本半小时的演出，足足拉长到了一个半小时。马拉松式的表演，让两人筋疲力尽，于谦在被灌了几瓶矿泉水后，赫然苏醒。

上场后表演的是一个文哽，郭德纲忧心忡忡，于谦发挥稳定，酒劲没有发作，但它正在酝酿。两人下场休息，换下一对徒弟上场。这一换，酒精浸透了血液。第四段演出，郭、于再次上场，表演《汾河湾》，于谦的捧哏信马由缰，意识流贯穿了全场，郭德纲如鲠在喉，三番五次，不能把情节推进下去，行话讲，叫“不入活儿”。郭德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惆怅，他把手绢系在头上，大褂的前襟撩起一半，借于谦一个寸劲，郭德纲丹田发力，噌地翻了个跟头，台下响起雷鸣般地掌声。郭德纲耗尽一生绝学，挽回了局面。

有惊无险，新观众看傻了，老观众笑抽了。在人的北展，这段醉酒版《汾河湾》，载入德云社的史册，成为了一个怪诞的经典。

当晚凌晨，于谦恢复理智，他立马拨通郭德纲的电话，无比真诚地道歉。他发誓以后演出前再不喝酒，郭德纲对老哥哥通情达理，醉酒一事当即翻篇。于谦肃然起敬。

郭德纲在《过得刚好》一书中，反复使用了11次“尊重”这个词，来表达自己和于谦建立默契的窍门。“就是尊重，互相尊重，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你又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你还是不尊重我，我还是尊重你；你老是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郭德纲要“弄死”谁的行为，结合上下文，没有对于谦的针对性。于谦每天就知道玩儿，罪不至死。或者按照郭德纲所设的容忍值计算，于谦还有四次撒野的机会。

活在弱者中间

郭德纲从入行，似乎就在寻找两种人，一个是师父，一个是仇人。

他先是拜师高庆海学习评书，后又拜师杨志刚学习相声。16岁的郭德纲就已经找到两个师父。31岁，他终于拜入大师门下，侯耀文让他在天子脚下有了立足的根基。

“一路坎坷走来，所以他势必嫉恶如仇。”

侯耀文与郭德纲的师徒之缘，只持续了三年，不过他的一句话，还是概括了徒弟的艺术人生前半生。

年，于谦通过师父石富宽，向侯耀文引荐了郭德纲。师徒关系确立，郭德纲与主流相声界终于有了师承。侯耀文在年过世，郭德纲痛心疾首，在德云社的后台，立师父遗像，时常还在旁边摆上一大瓶可口可乐，据说喝可乐是侯耀文生前的一个喜好。

郭德纲出生在天津，民国年间这里武馆众多，霍元甲出生在这里，武馆相互踢馆，有乔装的武夫扮做脚夫，蹲在路边，说相声的祖师爷站在不远处，开始在街边使活儿。天津人不爱待在家里，喜欢待在街上，路边扎起马扎，听人说相声。

解放以后，武馆式微，相声派系山头林立，江湖习气流传了下来，在穷困中，原始的欲望却让侠之大义失传。

有人在郭德纲身上看到了失传的侠义，他大笑：“所谓江湖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他接过了老祖宗的衣钵，像三寸刀头，自此大劈大砍，“江湖子弟，拿得起来放得下，更应守江湖道义。”

郭德纲说天津相声界有十位自己尊敬的前辈，除了这十位以外，其余人都值得商榷，他眼中的同行，鼠目寸光——心中最好吃的就是早点，世界的尽头在杨村。他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温饱问题，第二是廉耻问题。郭德纲总结：“眼馋肚饱，无知无聊。痞子文化，流氓逻辑。分帮派搞械斗，挣一天钱花一天钱。最怕别人抢生意，原始的地域意识。”

郭德纲活在一群弱者中间。

于谦在一段采访中语重心长地说：“郭德纲就是一只猩猩。聪明、睿智、灵敏，但是头脑简单，你打它一拳，它马上打你一拳。”

三次进京，最后选择落脚，郭德纲每一次都在尝试进入北京相声圈的主流，他的这个计划，从15岁就开始实施。但结果是屡战屡败。

年，在北京闯荡的郭德纲，有了北京相声大会这么一个摊子，有了根据地，心里温暖了，但经营惨淡。那时候于谦在北京曲艺团，没有固定搭档，团里面各个名角儿都调走了。年轻的于谦，轻率地对相声感到了绝望。

北京曲艺团约郭德纲过去，打算让他跟于谦弄个搭档。那时候于谦多数时间在外拍戏，领导的要求，于谦回了句，“我在外面拍戏呢。”

“你有事我知道，人家也有事，你们俩就临时搭档，凑合凑合，在团里演出。”在《鲁豫有约》中，于谦说当时拍戏一年能拿到几万块钱，小日子过得挺好，没准碰到一个好戏就红了。对做相声还是有点抵触。

第一次合作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小剧场，说的是《学小曲》。那时候是一个铁皮棚子，一下雨就哗哗地响，吵得连说的相声都听不清。“一层薄铁皮一晒就透，夏天热，冬天冷。”于谦回忆，冬天他们在露天开阔地演出，大褂里面套着军大衣。两台拖拉机拼出来的舞台，团里带过来两个灯光，照在他们臃肿的褂子上。

那时候于谦还没有烫头，郭德纲的天灵盖上没有桃心。20年的合作，断断续续地，从这个时候开始。

直到年，郭德纲邀请于谦加入了德云社，德云皇后，变得“名正言顺”。园子逐渐在发生转机，一个叫《开心茶馆》的节目，一直在力推德云社的相声。从年年末，德云社在三天内迎来了70家媒体，于谦回忆，当时一琢磨，感觉自己好像火了。

于谦说：“那些日子，我俩基本上是不着家的，睁眼就演出，下场就赶路，睡在飞机上，吃在酒店里，回家只有拿换洗衣服的时间。整天睡眼惺忪，脸色灰暗惨淡，身体虚泡囊肿，精神萎靡不振。”那时候于谦经常哼一首歌，叫《我想去桂林》，他想玩儿，但没时间。

德云社终于受到了北京主流相声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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