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民谣诗人之称的周云蓬，曾被人评价为“比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因为他诗一般的歌词，常常直指人心。

但关于周云蓬，其实我们了解得并不多。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盲人歌手的身份和他独特的歌声，他的《九月》，他的《不会说话的爱情》，他的《杜甫三章》......都曾深深打动听者的灵魂。歌唱之外，周云蓬也写文章，而且写得还不错。用齐豫在书里的话来形容就是：不堆砌不拐绕、不忸怩不摆态、不虚幻不晦涩。

看他的文章，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原来周云蓬这么有趣！听他的歌曲，可能会觉得周云蓬是个有点忧怀、有点深沉、有点严肃的人，但是在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幽默的老周、有趣的老周、普普通通又通达无比的老周。曾经有人问他：有趣的人是如何炼成的？他说：一个受了苦的人，才能产生幽默。所以他尤其喜欢契诃夫。还有人问他：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他回答：默契、很少说话、不会说话的爱情。老周爱拿着手机拍来拍去，虽然看不见，竟也拍得挺不错。老周爱酒，你能在书里看到，他把喝酒也喝出了一种痴情与学问。

世界对周云蓬，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但那些或灰暗或明亮的经历给了周云蓬一双不一样的眼睛以及一对格外敏锐的耳朵，因此有了那些歌，那些诗，还有《行走的耳朵》这本书。6月28日，民谣歌手周云蓬邀请齐豫，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对谈，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上海贝贝特·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南京先锋书店共同主办了本场活动。许多读者和乐迷远道而来，或者坐在地上，或者站在外面，现场氛围极为热烈。

为弥补时间匆促、言不尽意的遗憾，书评君对周云蓬和齐豫进行了专访，聊了聊周云蓬的这本新书、台湾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和美国六十年代的民谣运动、北京九十年代的地下摇滚乐队等等，甚至还聊了聊时下正火的《乐队的夏天》。

采写

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该怎么勾勒周云蓬的生活肖像呢？9岁失明，年上大学，年云游四方，从而开始歌唱生涯。这是关于周云蓬最粗浅的介绍。但是在《行走的耳朵》最后的扉页上，周云蓬这样写道：“以后的日子，希望朋友越来越少，希望时间越来越空旷，希望现实感越来越弱。我积攒力量，但不轻易使用，最后用它来粉碎自己，我继续寻找智慧，但是尽量少言寡语，把最好的语言留作自我解嘲。完了，好了，就这样吧。这就是我的自我简历。”

《行走的耳朵》

作者：周云蓬

版本：上海贝贝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4月

（点击书封可购买）

像是在给自己做减法，连修辞也是一种烦琐。在这本散文集里，他写自己走过的路：从绍兴、青岛、大理到澳门、银川、拉萨，从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到吴哥窟、纽约，像他所喜欢的凯鲁亚克一样，随时上路，生命在脚下越走越长。他写自己对音乐的思考，关于北京的地下乐队、关于台湾民歌的四十年、关于胡德夫的深度访谈……他写到自己所读的书：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因其密度之大，他从未一次彻底读完；卡夫卡的《煤桶骑士》需要足够强悍的精神，才能坚持阅读到底；里尔克曲折晦暗的《马尔特手记》，比那些流行短诗更有助于认识里尔克的灵魂……还有那些他遇到的人……在一篇关于萧红的文章里，他写道：“时代，无论白银、青铜、黑铁，不是我们能说得算的。我只看到一个个的人，黄发垂髫，饮食男女，更大的风物需要在未来在高处俯瞰。”

周云蓬的文章，有一种独特的气息。有一些些狡黠，有一些些凄惶，有一些些实在，还有一些些梦幻。对于现实与梦境，他这样写道：“眼睛们刷地闭上了，水里黑下来，梦也黑下来。”

周云蓬，民谣歌手、诗人。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9岁失明。年就读于沈阳盲童学校。年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专业。年毕业，背着吉他去北京唱歌。发行唱片：《沉默如迷的呼吸》（）、《中国孩子》（）、《牛羊下山》（）、《四月旧州》（）。出版书籍：个人诗文集《春天责备》（）、随笔集《绿皮火车》（）、诗集《午夜起来听寂静》（）、随笔集《行走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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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摇滚乐团，

能让更多的人理解什么是摇滚

新京报：在《行走的耳朵》里，周云蓬写到了台湾民歌四十年演唱会的亲历记，还穿插了对万芳、叶佳修等人的采访，这段记述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怎样来看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

齐豫：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音乐形态，而是觉得它是一次学生自省的活动，是对当时台湾音乐环境的一种反映。当时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们没有自己的歌。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唱的很多都是西洋歌曲，听到的很多歌曲（除了一些“上海百代”时期的流行歌）也都是从日文、韩文翻译过来的。我们那时对作曲是谁、作词是谁没有很强的概念，后来才发现很多都是翻译的歌曲。所以有些比较先知先觉的年轻人，像胡德夫、李双泽等等，就提出我们要有自己的歌。因此我觉得，民歌运动最早就是文化上的一种反省，反省之后在校园里面展开，也借了一点商业的力量，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普遍，后来慢慢地各种唱片公司介入进来，出专辑，做比赛，鼓励年轻人创作，慢慢就汇成了一个潮流。

新京报：曾有网友评论说周云蓬是大陆的胡德夫、杨祖珺，还将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和大陆新民谣联系在了一起。不知两位对此怎么看？怎么看台湾民歌运动和大陆民谣发展的关系？

周云蓬：还不太一样。当年的台湾民歌运动有很多学生参与，大都文化水准比较高。大陆新民谣的文化水平稍弱了些，好多都是没怎么上学，或者学历比较低的人，但是有各个阶层的参与。有人是工人，有人是汽车售票员，有人是军队转业等等，各种群体都有。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才刚刚开始，甚至也算不上新民谣。关于我和胡德夫老师，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比性嘛（笑）。胡老师是卑南族人，他有那种非汉族的、民间的传统，而我也不会方言，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方言传统。

齐豫，年，正式开始歌手生涯。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橄榄树》，之后发行专辑《祝福》《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回声》《骆驼飞鸟鱼》《佛心》等等。获奖无数。

齐豫、周云蓬合作《橄榄树》。拍摄：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新京报：说到方言，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音乐人尝试将方言融入民谣，比如贵州的尧十三、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等等。与此差不多同时，文学创作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方言写作或者说母语写作，比如金宇澄的《繁花》。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方言民谣本身并不少见，胡德夫也早就创作过卑南语民谣，但这确实是近些年来比较明显的现象，不知两位有什么想法？

齐豫：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文化或者生活上的一种自省。比如说你要唱自己的歌，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我是中国人，我要唱用中文（普通话）写的歌，我要创作自己的东西。从小的方面来说也是一样，方言是属于个体的、族群的东西，秉持同样的精神。就像胡德夫老师，他的母亲叫他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来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音乐的形态在台湾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所谓的包容性就是，如果我们希望一个音乐人或者任何一种艺术形态的创作者能够持续地创作，他要有更多人的支持。我们有许多很主流的、很流行的、跨年龄的、跨族群的音乐，也有很多比较小众的、有坚持的、属于某一个特别群体的音乐，像大陆这么大的市场，比较能够让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同时存在。

这是我对大陆市场很有期许的一个远景。因为在台湾，如果说你的一张唱片卖了两千张，但若下一张无人支持，也就做不下去了。当年校园民歌运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继续走这条路，放弃了音乐事业，除非你特别有机缘或者特别有坚持，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像李建复，他就出国留学了，后来成为科技公司的老板。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办法继续这个行业，因为很多的客观环境不允许，没有适当的版权机制。我们那个时候，一张唱片的价钱是固定的，唱片出来之后就和你无关了，是买断状态，没有版权的概念，很多人没有办法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很幸运，可以唱这么久。现在越来越有适当的规范了，你可以养活自己了，能够坚持自己的一点点所谓的理想。所以像云蓬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他的作品能够让人有所启发、有所共鸣。

再加上，现在的媒体也不像那时掌握在个别少数人的手里。以前齐秦要上电视，还有人因为不喜欢他的造型，不让他上电视。当然还有更多的规矩，有时让你没有办法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但现在就不太一样，现在很多宝贝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竞争力也更强一些，有很多带有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被发现，很多人的认同会让你的路走得更宽、更平坦一些，会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我觉得这和当时的商业介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是有点重叠的。

《乐队的夏天》节目截图。

新京报：说到这，最近有档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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