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整个夏天，凤凰号都在一直工作着，并不断更新着进展。在没什么事情发生的一天，推特账号上写道：“感觉就像在这里用指甲刮黑板一样无聊。”在另一天，又写道：“刚刚为一场大的沙尘暴做好了准备。”

当凤凰号暂停工作时，转而若有所思地写道：“我不移动了，我将会留在这里，我的任务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法想象比这里更伟大的地方。”“哇，加热器关了，真是太难过了。”

在凤凰号停止工作之前，仪器记录了飘落的雪花，那是水冰晶在又高又薄的云中缓缓飘动。它们是一种纤细的钻石尘，就像地球上的卷云洒落下来的细小颗粒。从来没有人知道火星上会下雪，现在永远为世人所知了：这是航天器送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礼物，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宇宙中永恒的一个小碎片。

它大部分都气化了，但是有几次，比如说在第个火星日，它在地面上留下了细微的痕迹。落到地面上的雪并没有很多——“如果在平底锅中把它融化，水量不多，很难润湿表面。”史密斯说道。但如果身处火星，在北方大平原仰望，它就足以让天空明亮闪耀。

与其他火星任务不同，凤凰号一直朝向终点坚定地前进着。光线渐弱，气温骤降，凤凰号继续在初冬工作，记录着数据并孤独地更新着。

但是到了年的11月份，微弱的太阳光无法继续为太阳能板充电，迫使仪器关闭了。凤凰号进入了“拉撒路模式”，运行着所搭载的自动程序，不再接受新指令了，那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工程师们几天后监测到了一些微弱的信号，随后凤凰号就向极地的黑暗屈服了。

飞船最后一条推文是“.”，这些二进制码表示的意思是“胜利”和一个心形符号。

几个月的时间内，空气也被冻住了，把凤凰号埋入了干冰中。我们从来没有期望凤凰号能够熬过冬天，但是在第二年春天，火星奥德赛号轨道飞行器飞越北方大平原时还是对电子设备发出的哔哔声进行了监听。即使是那年夏天着陆器在一整天的光照下，也从未有信号被监测到过。

这项任务中只有一个部分是被设计用来坚持到最后的，它被贴在着陆器的甲板上。那是一个包含文学、艺术及一些来自行星科学家信息的迷你DVD，使用尼龙搭扣贴在着陆器的甲板上。光盘上贴着一张纸标签，和我为一个朋友刻录CD合集时在针式打印机上打印所使用的样式一样。

该批资料最初是为年一项俄罗斯火星任务的地面站组件而创作的，但是那次任务失败了，在坠落到地球上之前像火球一样划过天空。这个想法来自行星学会的执行董事路易斯·弗里德曼（LouisFriedman）。

光盘上面写道：“来自地球的讯息，宇航员请注意：把这个带上。”在左侧有一些剪贴画展示了一套旧书，在底部有一段文字写道：“火星上的第一个图书馆。”光盘中包含了80本著作，这深刻地唤起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人们离开地球之前，就已经设想过对火星进行一次完整的探索。

人们记叙了火箭飞船和宇航服的概念，以及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技术细节，比如太阳能驱动飞行。这里面既有关于虚拟接触、心灵感应和乌托邦存在的故事，同时也有外星人、入侵和血腥的战争。其中有一些是拙劣而传统的作品：挥剑的英雄们保卫无助的、几乎没穿衣服的女人们。

这种科幻小说总是使我感到失望，但也有一些我喜欢的哲学家的作品，比如伯特兰·罗素。其中有一段是卡尔·萨根的录音，是在他位于伊萨卡的家附近的瀑布对未来的火星人说的；也有来自斯里兰卡的亚瑟·查尔斯·克拉克的演说，背景中带着野性的鸟叫声；还有超现实主义绘画、连环画、电影海报及杂志上的以火星为主题的广告。

还有小说中的插图、洛厄尔绘制的地图、在运行轨道上拍摄的照片，以及“进取号”星舰舰桥上的一块匾牌；还有海盗号着陆期间任务控制中心的现场录音；还有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会见演员奥森·威尔斯时讨论世界大战、书籍和广播的录音。

最新的录音是史密斯的，在他的介绍中，他谈及了科学有着不可思议的进步，包括现代医学、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他还谈到了他对地球的担忧，他担心未来也许看不到文化、技术和科学的和平进步，他不确定人类这一物种能否一直存活下去。他谈到了未来的科技很可能让我们感觉陌生，就像是匈奴王阿提拉对笔记本电脑很陌生一样。他若有所思地想：且不论现在，即使是20年以后向未来传送一张迷你DVD是多么奇怪？

哪个勇敢的灵魂会找到它？会是未来的宇航员吗？这一薄片存档的二氧化硅玻璃能够免受地球的快速侵蚀，在接下来的几百年被保护在火星上，会比我们的整个文明存活得更久吗？如果有什么事物能够存活那么久的话，那必定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这些作品中最古老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伏尔泰的著作《微型巨人》。

在这个最初写于年的短篇小说中，一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身高12万英尺的访客来到地球，他最初认为我们的星球一定荒无人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当他最终在波罗的海上看到一个移动的斑点时，他用小拇指把它拾起，然后捡起来放在大拇指指甲上，他发现那是一条鲸鱼。

他后来发现了一个大小相似的斑点，用放大镜观察发现那是一艘满载着北极探险家的船。在同情了他们是如此的渺小之后，他问那些探险家是否一直处于这种仅比毁灭好一点点的可怜状态，他们在一个似乎属于鲸鱼的地球上可以做什么呢？他们是否快乐？他们如何繁衍生息？他们是否有灵魂？以及数不尽的其他问题。

我时常想起这个故事，想起在12万英尺高的访客脚下充斥着多少生命，想起他是多么艰难地辨认这些生命。这让我想起了卡尔·萨根，他用他自己各式各样的放大镜观察气象卫星图像，试图定位出道路和田地。

我们所认为的生命尺度是否也是完全错误的？就比例而言，人类仅仅在微米、毫米、米和千米这几个数量级的尺度上存在互动。生命可能会比这个尺度大多少，或者是小多少呢？时间的尺度又是什么样的？

在哥本哈根，我手中拿着比我年纪大两万倍的细胞，这些细胞比金字塔还古老，比文字、语言也要古老。当智人的祖先在地球上跋涉时，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些细胞就已经存活着了。当人类从亚洲走向美洲，当海洋慢慢合拢，这些细胞也一直存在着。在苏联劳改营的埋骨之路下面，细胞依然漠然地存活着。

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孩子，没有公路，也没有骨头，细胞都能一直封闭式地存活。那么在一个行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50万年意味着什么？巨人在科雷马低地会不会发现过生命？他早寻找一瞬间或者晚寻找一瞬间又会是什么样呢？他是否会不小心把他寻找的东西踩在脚下？

什么样的放大镜能够看到这些几乎没有呼吸、生命之火如此容易熄灭、沉睡在永冻层深处的古老细胞？像那个巨人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窥视那些小到看不见的世界。有一次，在牛津大学我的一个教学实验室里，我花了几个小时观察一种微小的果蝇幼虫。

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果蝇作为一种模型生物来研究，包括它们如同悬停的黑点一般在空中盘旋飞动的成虫及卵、幼虫和蛹。这些有机体生长迅速，通过摆布它们的基因，科学家可以毫不留情地操纵它们，使它们在腿上长出眼睛或额外的翅膀，并在这一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那间特殊的实验室里，我被告知要借助立体显微镜熟悉幼虫的结构，然后把它的大脑放在载玻片上，研究正常的细胞分裂及它的睾丸，研究生殖细胞分裂形成配子（形成受精卵的精子或卵子）。但即使是我的教授提示我开始解剖，我还是迟疑了。我在幼虫那迷乱的爬行路径上撒了一点糖，看着它试图爬上我的镊子。

我不由自主地想，是什么境遇把这个小家伙带到了我的手术刀前？感觉杀了它是错误的做法，但是我曾经在无意中甚至不假思索地杀死过多少生命？仅仅在那天早上，我穿过草地去教室的时候，就有不计其数的杀戮。在草地中藏着什么样的宇宙？在那些像被大象踩过一样的长角甲虫藏身的草叶底下，会有哪些微弱到无法听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