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背上、胸部和左右腰间布满了花纹和圆圈鞑靼人或突厥人织成的织物都未有过比这更多的色彩、底衬和花纹……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七章

《圣母加冕》（局部），意大利锡耶纳国家画廊藏，画中圣母所着即华丽的丝绸服装

蒙古和平时期（PaxMongolica,-）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鞑靼丝绸”（PanniTartarici，指的是整个蒙古境内生产的丝绸）成为意大利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启蒙阶段的文学家但丁、薄伽丘以及乔叟笔下批判时代奢靡作风的“高频热词”。“鞑靼丝绸”轻柔光洁的质感、生动的图案、鲜亮的色彩和金银线闪光的效果引得上至教皇王公下至平民百姓竞相追逐，拥有鞑靼丝绸成为地位和品位的象征。这一时期教皇的财产和礼物清单中也大量提及，如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收藏清单中即明确列述了“鞑靼丝绸”。“鞑靼丝绸”在欧洲掀起的时尚狂潮促使威尼斯和卢卡等地纺织工们纷纷效仿，他们模仿“鞑靼丝绸”的图案和技术，并在市场上与之竞争。

“丝绸之梦”这一单元即叙述通过“马可波罗们”的行囊或中转贸易的方式到达意大利的东方丝绸对于14世纪意大利的巨大吸引力以及对其丝织业的技术、图案和设计产生的深远影响，探讨意大利如何接受和改造来自东方的装饰元素。按照主题本单元分成三组：

奇异的动物熟悉的图案飘移的风景

奇异的动物

14世纪意大利织物受到来自东方织物的影响之一是表现“奇异的动物”，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织物尤其绘画中能够看到大量中国的凤凰、龙、麒麟等形象痕迹，这些奇异动物在意大利的出现不代表工匠或艺术家已知悉这些动物在东方具有的象征含义，而只作为一种出现东方奢侈丝绸上的异域生物，与基督教和欧洲传统的象征含义相勾连。

以中国凤凰为例，工匠和画师捕捉到动物形象的关键特征：飞翔的动态、头顶的翎毛以及长长的尾羽以及如中国缠枝花式构图的动植物结合的构图形式，这些形象特征逐渐与欧洲传统的鹰或西方的phoenix结合起来。

《动物纹织金锦》，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藏

如上图这件14世纪意大利生产的织金锦即反映中国、伊斯兰以及意大利织物装饰风格的融合：条带式构图以及阿拉伯字母装饰为伊斯兰地区织物特征；而滴珠形框架中为风格化的中国莲花图案，两侧双鸟飞翔回首的动态以及头顶翎毛则明显受到中国凤鸟的启发，但身体和尾巴的形态则显示凤鸟的形象逐渐朝着欧洲人熟悉的鹰的形象过渡。猎豹和小狗形象则带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格，该织物体现了14世纪意大利向东方学习的过程。

随着蒙古势力的偃旗息鼓，“鞑靼丝绸”在意大利的热潮逐渐褪去。在各城市纺织业的疯狂竞赛中，15世纪意大利丝织业以狂飙猛进的状态进入腾飞阶段，而从这一时期流行的“石榴图案”中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其来源于“鞑靼丝绸”绵延不绝的影响。

熟悉的图案

无论中国的凤凰或龙、莲花或牡丹图案主题，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中都不乏它们的身形。而“熟悉的图案”一组则呈现一类以“补子”和毬路纹形式为代表的流行于13-16世纪中国、伊斯兰地区和意大利的纺织品上的相似性装饰元素的现象。

《圣埃拉玛古拉和圣福图纳多》局部，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以“补子”为例，“补子”原本是一块嵌于中国传统袍服的胸前或背后的丝绸饰物，最早可见于元代，后成为明清官服中区分官职等级的重要依据。13-16世纪伊朗地区的手抄本中男性官员和贵族多有穿着。同时在欧洲也相应地流行这样的装饰做法，如此次展出了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的一件三联画两侧圣人，埃拉玛古拉（Ermagora）和福图纳多（Fortunato）为阿奎利亚地区第一任主教和执事，二人于公元70年殉难，此后被基督教会追认为圣人。画面二人金色丝绸长袍上密布花鸟图案；右侧圣福图纳多胸前有一类似于“补子”的金色方块，上面饰有对称的鸟。

诸如此类图案或装饰元素在中国、伊斯兰地区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和流行，是否存在关联，其起源何处，传播方式以及不同文化如何改造外来装饰纹样等问题都值得国内更多学者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yy/1066.html